同样拿文艺作品来说，《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和《亮剑》的李云龙正好可以做个对比。
【资料图】
只看主线，两人都是革命同志，只不过李云龙离赵刚和李正的标准稍远，刘洪稍近一些。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参加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工人（阶级）的组织性自为性在整体上是强于农民（阶级）的，这个必须要承认，但这里不多展开讨论了。
我个人的看法，是要认识到两个人物各自的行为表现，必定都是基于自身的内在（或者说作者对他们的定位），所以李云龙的小农式狡黠，刘洪的大胆无畏，都可以说只是一种让读者对人物印象更深刻的描写手法。（《银河英雄传说》中对各方人物的描写也是类似，比如冷酷无情的奥贝斯坦却为了一条流浪狗半夜去买肉的小片段）
但如何把这种“标签”式的人物形象融入作品的叙事主线，以及从哪个角度去评价人物，这就是作者和评论者要考虑的了。
【虽然他是在一种极度紧张，失却理智的战斗火热的情绪里，可是党的命令和政委的负伤却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因为他是个党员，知道党领导的部队的任务，他又深切敬爱着政委。】
如上面这段刘洪因心疼根据地群众受损，情绪激动之下，把游击队拉出来同扫荡的日寇硬抗正面，被李正劝阻和以党的名义批评，从而醒悟的情节。
作者始终在强调“党”、“党员”、“党领导的部队的任务”这些对于一个党员，对于一个革命部队的军事领导者的意义，也从侧面强调了政委对革命部队的意义——军事主官对政治主官不是因为制度而敬畏，而是因为后者能引领部队的政治方向，进而对后者有着敬爱。
说到底，作者要让我们从作品中看到什么？我们又要从作品中看到什么？
我说，如果我们从《亮剑》里看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将领逐渐克服身上的小农习气的成长过程，那么这是正常的正面。
如果我们只看到了李云龙身上的小农式狡黠以及这种习气所带出来的“任侠”气质，认为这种才是“有血有肉”所必须的，甚至是革命所必须的，这就是不正常的反面了。
至于由此进一步引申的“军事主官管军事，政治主官管生活”，把具体人物的表述当成作品的表述，就更加是不正常了。
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看到这种小农式狡黠和“任侠”气质，就断然否定李云龙是革命同志，这就是走到了另一个不正常的反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