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判”许知远时,我们在审判什么

2023-09-08 22:11:45

当费翔走进《十三邀》,许知远势必陷入窘境。相较于前者的通透、丰盈和教养,外加《封神第一部》的荣耀加持,许知远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置于网络的凸透镜下接受审判。

于是,关于许知远的不堪回忆汹涌回潮:面对俞飞鸿的“油腻”,面对马东的“陈腐”,面对李诞的“笨拙”,面对木村拓哉的“尴尬”,以及诸如“矫情”“装X”“自作聪明”等罪状,经由费翔这面完美的镜子,再次折射出来。


【资料图】

许知远又一次成为群嘲的对象。

但这次却不乏辩护的声音。或许这些“罪状”也可转译为:笨拙是真诚的涌动;尴尬是思考的停顿;矫情是诗意的捕捉;装X是对精英文化一以贯之的推崇和信奉。

于是,不禁要问,当我们谈论许知远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一个热衷唱挽歌的人,身处时代之中

2010年,正是韩寒在网上火的时候,许知远写下《庸众的胜利》,他直言不讳:

“一个聪明的年青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这是庸众的胜利。”

《时代的稻草人》,理想国出品,选录有《庸众的胜利》

许知远一贯如此。他对庸众(这个刻薄的词,是他竭力回避却时不时透露出来的判断)的抗拒,以及对旧日北大和一个激情时代的缅怀,构成了他的精神底色。

当这种底色闯入大众传媒的语境,尤其是面对《十三邀》节目所邀请的那些时代的弄潮儿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冲突。

因为弄潮者,一定是被时代推举出来的。自诩精英的许知远,像个顽固的老头,不仅拒绝承认时代的更新,反而频频在节目中将这个时代定义为堕落和衰败。

所以,他会向俞飞鸿表示惋惜,为什么要去拍《小丈夫》一类庸俗、无聊的东西;会问木村拓哉,是否想过用自己的能量改变日本;会对马东直抒己见,认为时代挺低劣的,并质问马东对这个时代是否如他一般抱有抵触情绪;会向李诞表示,时代过度欢乐躁动,应该要一些忧伤来调剂,并问他是否想改变世界;会面对罗振宇对那些唱挽歌的人的讥诮,自嘲道,“我就是唱挽歌的人”。

挽歌与正在演化、推进的时代是相悖的。面对新的浪潮,许知远经常表现为无能为力。但仍保有好奇。正如他在与费翔的对话中承认,是好奇在驱使他,克服内向与害羞,走进时代的漩涡,试图理解和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典型的一期节目是他与马东的对谈。

他鄙视马东所创的网络综艺节目中,所涉及的辩题:漂亮女人该拼事业吗?该不该看伴侣的手机?结婚在不在乎门当户对……在他看来,这不值一辩。价值低廉,而且重复。但年轻人喜欢。于是,他禁不住好奇,向马东“求教”,这种喜欢和娱乐背后的本质;90、95乃至00后的趣味;《奇葩说》和莎士比亚的高下之分。

马东巧妙地回应,不同代际群体的本质相同,“只是语境不一样,用的语言和描述方式不一样。”这种“不一样”赋予辩题的新鲜感,也让马东自觉地拥抱年轻。至于整体节目的价值,马东坚持认为必须置身一个较长的历史尺度,才能评判一个文化类作品的优劣,对一个时代的判断尤其如此。

许知远知道,自己无法击溃马东的逻辑防线,追问到更深的一层。他对此倍感沮丧。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具备马东表现出来的这种品质——一种惊人的成熟、通透和自洽。

在结束跟费翔的访谈后,许知远蹲在街角,沉吟道,他太自洽了,像一个维持四十年毫无破绽的童话。许知远只是为这个童话添了一笔可有可无的注脚,无法干扰他的观念,使其敞开类似创痛、阴影的切面。当然,也没必要敞开。

李诞和马东似而不同。比起马东的无懈可击,李诞偶尔还能表露昔日的理想主义色彩,甚至会为此伤悼,但旋即又很快浇灭这种情绪,袒露内心的疲累,“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自己活得不正义”。

这种不正义的来源,李诞表示,正是因为有一些像许知远这样“还在坚持”的人。

许知远在坚持什么?坚持笨拙,坚持愤怒,坚持批判,坚持崇高的叙事和更高的标准。

但正如李诞所言,这种“不正义感”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我知道我做不了这样的人,我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人。”

底色悲凉的马东、贩卖知识的罗振宇、游刃有余的俞飞鸿、不恐惧不感伤的木村拓哉……诸君衮衮,总会“过去”,随时代起伏,不哀伤,只前进。

只有拧巴的“许知远们”不肯说服自己跨过去。这种执拗,有时会表现为愤怒,于是他要审判庸众;有时会表现为困惑,于是他要求教和探求,向陈嘉映、许倬云等大家求教,向马东、罗振宇等成功者探求。

最终,他展现出一副顽固的并不讨喜的做派,无论是语言、表达,还是逻辑、思想,都流露出一副厌倦甚至傲慢的姿态。而那些被他定义为“庸众”的群体同样用大众传媒的方式对他口诛笔伐。

因此,他会尴尬,会停顿,会在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后,说一声,我们先不录了,歇两分钟,然后用咖啡或酒,挡住自己的脸。

素履之往,他的用心与值得同情的失败

昔日,一位清华学子登上《奇葩说》舞台。介绍完专业学历后,他向导师们提问:“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高晓松当即说,“名校是镇国重器。名校毕业是干嘛用的,不是用来找工作用的,你明白吗?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番言谈,是“何不食肉糜”?还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论调?一个人如何判断它,大概就会如何界定许知远。

马东暗指许知远是一个自恋的人。之后,与李诞对谈时,许知远毫不讳言,“我们北大人比较自恋,觉得自己肯定是塑造时代的人。”

自幼成绩优异,熟读鲁迅、李敖、爱默生的许知远,立志要考北大。遂愿后,又失望于大学生活的世俗和商业,一头扎进图书馆,从罗素到萨特,读了个遍。他创办杂志,发惊人之语,毕业后从事媒体工作,为各大报刊撰文,成为“喜欢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

2010年,许知远出席某文化沙龙,图据视觉中国

此后,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成了他的方法论。他谨守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驯服,不低头,像一个陌生人或流亡者。

只是面对日新月异的大众传媒,他指认的这层身份,变成一种过时的腔调。承袭自西方文学的表达,于20世纪文化体系中建立的思想坐标,无不是对当下网络语境的贬斥。于是,就连《十三邀》中频频出现的他的面部特写,都能构成一种罪证:这个人陈腐而不自知,以文化之名行自恋之实。

《十三邀》第四季的一条豆瓣差评,可代表部分网友意见

但他从不回应那些非议,顽固地坚守心中知识分子的道义或责任。早些年,以激烈的批判和辛辣的杂文扬名;后来,他审判庸众,并迅速将这种审判转化为对精英的唤醒。

“我悲叹的不是大众的平庸(他们常常如此),而是精英阶层的普遍堕落。”在《时代的稻草人》自序中,他这样写道。

《十三邀》的出现,很可能就蛰伏着他的这种野心——将献身时代、拥抱大众的精英们,拉回到自己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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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俞飞鸿那样的美人,他才会追问:你这么美,这么聪明,曾经拍摄过像《喜福会》那样的佳作,为什么会进入庸俗的柴米油盐、世俗婚恋的电视剧?

俞飞鸿回应道,她说她能理解新的角色,“那种类型我没有尝试过,对我来说也蛮有趣的。”

她不认为,或者拒绝承认,从《喜福会》到《小丈夫》是一种“堕落”。许知远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他不甘心,坚持逼问。落到观众眼里,这就是一种冒犯,油腻,“直男”。

二者的撕裂,换算成其他访谈对象,几乎也是成立的。

譬如他对马东过度娱乐化,迎合时代和年轻人的需求而感到费解。但马东的高度克制和逻辑体系,将许知远的努力拒之门外。

而罗振宇不仅不回应他的唤醒,反而用一种彻底的功利逻辑,驳斥许知远更为形而上的人文理念。对此,他只能沉默。

直到最近,面对费翔这样一个迷人的偶像,他的自洽使许知远无所适从,只能被迫附和或追随,而无法发挥自己审判或唤醒的道德使命。于是乎,他迟钝了,从发问者转化为倾听者。

可以说,访谈对象、时代弄潮儿、功成名就者以及网友群众,和许知远产生的分歧、冲突和批判,基本源自于他从不舍得放下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降低到一种平视的姿态与外界对话。

在他而言,这是志在改变世界的精英立场的坚守;在外界看来,只会觉得他对时代的描述与指认,是一种落伍、逆流与不达时务。

2017年,许知远,图据IC

另一方面,他自认发现了时代的堕落,却对其中的症结讳莫如深。这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圆滑。

《易经》“履卦”的一句爻辞或是对许知远的最佳写照——“素履,往无咎。”《象传》解释为,“素履之往,独行愿也。”这是说,他按平常的践履方式前进,只为实现自己的夙愿,并且他的方式“无咎”,即没有灾难。

做事,才是回应争议和误解的最好方式

“你最近做什么工作?”

“写晚清的梁启超。”

李诞曾问,许知远答。

一个想做“这个时代的人文知识分子领袖”的角色,如何回应自己的愿望和外界对他的非议?他的方法就是做事:继续工作,继续访谈,继续创作。

早在2005年,许知远就创办了一家单向街书店。店名取自本雅明的同名著作。卖有品质的书,做各类读书沙龙,成为北京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

2014年,“单向街”进阶为“单向空间”,推出《单读》及一系列出版计划,在线下沙龙的基础上又开展新媒体业务。今年,单向街书店甚至开到东京,多元文化交流将在此发生。

2020年,北京,单向空间,图据视觉中国

此外,许知远从2013年就开始构思的“梁启超传记”,到2019年,正式推出五卷本计划的第一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今年又推出第二本《梁启超:亡命,1898-1903》;近十年,他都在书写青年梁启超。

“一百年前的梁启超,和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有着类似的困境,他们都要面临如何重新创造自我的过程,在困境中创造人生新的可能性。”许知远曾谈及创作动机,是因为在梁启超身上发现了通用的价值,对他而言,或为遥远的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可供一种生活的参考;对这个时代而言,无疑是留下了一部不可忽视的传记作品。

其中一位豆瓣网友的评价,或许贴近了许知远的写作愿景,“以梁启超为中心,还原了清末大变革时代的知识群体的情绪,并藉此沟通笔下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为困于现实的人寻找潜藏于历史的动力。”这位网友接着说,“鉴于故意贬低知远这部新作似乎已成为某些人标榜自己的时尚,就再隆重推荐一下吧。”

针对此书的一些恶评,更多的是源自对许知远一贯的印象,而并没有深入文字的肌理,透析文字背后的表达。这是许知远背对时代浪潮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未来七八年,许知远仍会致力于梁启超,写完剩下三卷。前后估算,用近二十年的心力去书写一部著作,这本身就是一场弥足珍贵的长征。

30多岁的许知远,迷恋大的概念和叙事;后来,他觉得“所有思想观念都需要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来呈现。”《十三邀》只是他的具体之一;单向街书店,单读书系,播客,旅行,文化活动,“梁启超传记”,都是他将观念化作行动的方式。

他并非不知道外界对他的非议。但你很难苛责一个真正在做事的人。唯有做事,才能将所有愤怒的姿态,激进的表达,与悬浮的理想,转化为一种建构。

从批评到建构,这是许知远近十年作出的选择。

昔日,他批驳“韩寒现象”,发表《庸众的胜利》;当时,有网友不认,“你的作品没一部能留给历史,至少韩寒还有《三重门》。”

如今,许知远将用一部厚重的写作和全部的行动来回应这句话,也将留下自己的作品。

撰文 李瑞峰 编辑 程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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